这批作品构思超凡,题材多样,意象博大深沉。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或腾跃或宁息,生态万般,无不各具其妍,韵致宛若。质朴而有灵趣,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石刻表现手法洗练,雕凿勾勒并用,以意运斤,精微入化。相石拟形之构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浑若天成之妙,乃中国古代雕刻艺术,以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之优秀范例。作品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
陪葬于汉武帝茂陵的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人们都知道是汉武帝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刻置。但是只要对这些石雕的内容及形象仔细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石雕并不只是为纪念霍去病一人,而是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含义:一是纪念霍去病在反击匈奴战争中的巨大功绩;二是以霍去病的去世为一段落、以霍去病的墓地为舞台而举行的一次表功大典——它用艺术的语言,形象地说明了取得反击匈奴胜利的多种因素和条件,凡做出重大贡献者都登上了历史的领奖台,并被刻石立像永记其功;三是汉武帝为巩固反击匈奴的战果借霍去病的墓地和葬礼树大汉天威,震慑属国。
霍去病墓前的大型石雕
西汉茂陵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是一批具有无穷艺术魅力的古代石雕艺术珍品,是两千多年前汉文化遗产,举世无双的古代雕刻艺术杰作。
这批作品构思超凡,题材多样,富于大自然的山野情调,意象博大深沉。特别在表现各种动物的造型上,惟妙惟肖,生动传神,皆蕴含着饱满的生机,或腾跃或宁息,生态万般,无不各具其妍,韵致宛若。质朴而有灵趣,力雄风雷,气势浑厚磅礴,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石刻表现手法洗练,雕凿勾勒并用,以意运斤,精微入化。相石拟形之构思,有石破天擎,神全意足,浑若天成之妙,乃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以写实象生与写意并重之优秀范例。作品风格凝重刚健,恢宏含蓄,是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雄厚气质的艺术瑰宝。
现藏于茂陵博物馆。
原置于陵墓前方的主像“马踏匈奴”,以一匹威武雄健的战马将一龇牙咧嘴、仍手持弓箭垂死挣扎的匈奴踏于腹下为题,揭示出为霍去病建冢刻石的主题,寓意极为深刻。
“马踏匈奴”石刻西汉高168厘米长190厘米
首先,经过汉兴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积极备战(如募兵备边,大力养马、驯练军马等)和汉武帝时几十年的连续作战,到霍去病去世时,双方力量已发现了根本性变化。史载在多次大战的基础上,经过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兵分两路,分别北进千余里和两千余里的围歼追杀后,匈奴主力已被基本歼灭,只有单于率数百骑突围,“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从那时起,汉王朝反击匈奴的战役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匈奴再也无力对汉形成致命威胁。所以“马踏匈奴”最明显的寓意就是以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地位高下来形象地说明汉王朝已完全强大起来,从此,匈奴再也不会成为汉人的心头大患。而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军事将领,即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短短的军事生涯中,六次率军出击匈奴,而且六出六胜,屡建奇功。其中的祁连山战役,不仅扭转了双方政治、军事力量对比,保卫了边境安宁,而且为开辟“丝绸之路”、加强中国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打开了门户、铺平了道路。因此,汉武帝为霍去病建冢如祁连山,以旌表他在反击匈奴战争中的巨大贡献,纪念他为促进汉王朝发展的历史功绩。“马踏匈奴”正是浓缩了整个过程,只以战争结果简单明了地表现了霍去病一生的赫赫战功、表明了建祁连山冢的渊源。
第二,既为纪念霍去病的不朽业绩,那么为何不刻一威武无比、气壮山河的霍去病像、或霍去病踏匈奴,而是让马踏匈奴?这说明了马在反击匈奴战争中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东汉马援明确指出:“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当时的战马,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军车、飞机、坦克等运输部队征战的重要交通工具,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显而易见。没有马,汉王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前200年,刘邦就是因为部队大部分是步兵不能快速跟进而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达七天七夜。此后几十年中,汉王朝一直非常重视养马、驯马,不仅官养,还大力提倡私养,因而在汉武帝反击匈奴前已是“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正因为众多而精强的战马,霍去病在祁连山六日转战数千里、降龙伏虎历五国的古代闪电战才可能进行,前119年深入漠北数千里歼灭匈奴主力的大决战也才可能进行。史载前119年大决战时,卫青霍去病“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一次就损失十多万匹,那么在几十年的征战中,不知有多少军马驰骋疆场、丧生疆场,以致于“自大将军围单于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战前遍街有马阡陌成群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可见,反击匈奴,人的因素之外马占首功。茂陵石雕16件中就有3件是马,足见马在当时作用之重要、贡献之巨大。茂陵石雕中以马踏匈奴,就是为了永远纪念马在反击匈奴战争中的重大牺牲和贡献,在促进汉王朝发展中的重大牺牲和贡献。
第三,以马踏匈奴这样一个人愤恨之极才会有的情绪和动作来表现当时汉人普遍对匈奴掠夺的强烈不满。因为匈奴当时正处在军事奴隶制阶段,通过战争抢劫奴隶和财产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此北地汉民长期无法安静生存。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就都在北界筑长城以拒匈奴;秦统一后,威扬六合的秦始皇也不得不劳师动众,筑万里长征防御匈奴;前200年,刘邦又差点在白登山被俘;此后几十年间,汉既“和亲”又送大量财物,但匈奴上辱朝廷、下掠边民的记载仍不绝于史,而且被掳边民还终身沦为奴隶。这样的邻居,在任何时代都会激起受害国民的强烈愤慨,所以当时汉民对匈奴的既憎又恨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心向背,仅靠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霍去病们的骁勇善战,根本不可能支持反击匈奴那样一场长期又大规模的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汉武帝作为才识卓异的一代雄君明主,不可能不感受到、认识到反击匈奴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广大百姓长达十几年的流血流汗、全力支持。所以“马踏匈奴”就是通过一个动作来表明反击匈奴胜利的精神因素,也就是反击匈奴的精神力量。马的威武、豪迈,也充分表现了反击匈奴胜利后汉王朝举国上下的自豪和喜悦。
西汉时牛仅在军事意义上次于马,而在生产、运输、交通等方面都已普遍使用。由于牛力大于人力,牛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弥补了战时劳动力不足。反击匈奴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多少精壮男子奔驰沙场,同时国内还有兴修水利、宫殿、陵墓、苑囿等役事,农田耕作人力匮乏不言而喻,是牛,填补其间,发挥着重大作用。《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西征大宛出敦煌时人6万,牛就10万,说明战时马匹不足也以牛代之,牛在军事上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牛的辛勤劳作,是汉王朝迅速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反击匈奴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茂陵石雕不可能没有劳苦功高的老黄牛。
茂陵石雕中的巨蟾和巨蛙,人们都认为是用采用夸张的手法而形体巨大。但“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完全与原形同大和监造官署“左司空”、雕刻匠“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均刻石标明的事实都告诉我们,茂陵石雕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且茂陵石雕所突出的思想性也告诉人们,它并非闲来无事者只在表现自己的艺术才能,而是外扩版图、内兴功利的百般忙碌者们通过简单的艺术形象向时人及后人既表达他们失去英雄及亲人的伤感,又表达他们克服艰难险阻取得巨大胜利的豪迈,这里的夸大和缩小都有极现实的意义,而不是无缘无故地夸大或缩小。那不是一个闲情逸致的时代,也不是一个闲情逸致的场合。“石蟾”和“石蛙”之所以超过它们原形数十倍,那是在表示它们有巨大的功绩。史载在霍去病去世时汉已发生过多次螟、蝗等灾害,而虫灾就意味着粮食的欠收和无收,也就是说一年劳作将付诸东流。那么全国的百姓、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兵士靠什么来维持?马牛等等动物靠什么来饲养?可见粮食是重中之重!而在当时因战争既人力不足,又无现代社会的农药,面对危及根本的虫害,上上下下只能是忧心如焚。关键时刻,大自然生态平衡的法则显示了巨大作用,专食庄稼害虫的蟾蛙显然在消灭虫害中有不凡的作为,不然,现实主义原则创作的茂陵石雕怎会出现极为夸张的形象?如同若干年前一群海鸥及时捕杀了阴云般的蝗虫,使盐湖城的人们免于一场颗粒无收的厄运,所以美国盐湖城今天依然有金色的海鸥塑像,表达着祖祖辈辈人们的感激一样,蟾蛙巨大的形象,可能表达着人们的感激,也表达人们以巨大蟾蛙阻止虫害不再发生的祈求和意愿。
西汉文献《淮南子•览冥训》中记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妲娥窃以奔月”。东汉张衡的《灵宪》中进一步说明,“嫦娥,羿妻也,窃西王母不死之药,奔月。将往,枚占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可见古时人们以为嫦娥食不死之药后托身为蟾蜍,而“蟾蜍就是月神‘死则有育’的不死之药”。从原始社会发现的一些彩陶器上的蟾蜍图案,也“说明原始社会的巫医们,曾用蟾蜍治病,救人于死”。而且古时人们以为冬眠是动物冬天死了夏天又活过来,所以冬眠的水生动物被人们认为能死而复生,因此,蟾、蛙、鱼可能还有汉武帝希望霍去病能食不死之药蟾蜍像这些水生动物一样死而复生。但从茂陵石雕极现实的意义来看,存死人复生的浪漫想法似乎可能性较小,但汉武帝对失去霍去病的极为痛惜导致他希求上苍再赐一位甚至数位霍去病协助他完成大一统的业绩倒是极有可能的。
两条庞大的石鱼,按照茂陵石雕所表现的主题,就是鱼曾在生活方面为反击匈奴作出过重大贡献,象征着汉王朝的强大、富庶、富余和寄托出现更多霍去病的愿望。石鱼还是大小基本相等、背上均平的两件,是什么用途?目前尚缺资料确证,暂存不论。
只有上半身的“石人”高两米二,按人体比例推断,若是全身就近5米,完全是一巨人。根据石人沮丧的表情,以往有人认为可能是匈奴战俘。但是茂陵石雕的的表现手法和主导思想都说明,对已被击败的战俘,以如此高大的形象出现似乎难以说通。“卧象”小于原形就是左证。那么石人究竟代表什么、代表谁?答案就在当时的社会中。汉武帝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人们还迷信的时代,他一生求神问仙,设坛祭祀的活动《史记•孝武本纪》中比比皆是,随便引一则即可证明。“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侯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注释说巨公指武帝),已忽不见。目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闲使求仙人以千数。”茂陵石雕诞生在那个特定的年月,体现着悼念霍去病、纪念反击匈奴胜利、展现汉强大富庶的主导思想。根据这个主题,石人很可能是以当时社会中流传的仙人的形象来代表拟人化的汉王朝或汉武帝的思想和情感。因为武帝胸怀囊括四海之志,而军事天才霍去病就是实现武帝蓝图的左右臂,所以霍去病的突然病故,在当时无疑是武帝痛失一手臂,因而石人左臂不全。硕大的右手张开,手心朝外,食指指向心房,加之痛苦的表情都表现出武帝心中无限的伤痛。仰面朝天,显然是在追问苍天为什么要夺去这样年轻而辉煌的生命,使他的事业大受打击,而面对铁的事实,又显示出极端的无可奈何。右手臂的动作也可能是一个祈祷的动作,因为武帝一生祷告不断,面对这样重大的损失和继续开拓的事业,武帝不能不虔诚祈祷。祈祷苍天保佑,蟾蛙更多,虫害更少,使大汉五谷丰登、百姓富庶、兵强马壮,祈愿霍去病食不死之药蟾蜍,像蟾、鱼、蛙一样死而复生,演育出更多的霍去病,以协助他实现“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的光荣与梦想。可见,石人的表情、动作、肢体安排,以及高大的形象,都很切近沉痛哀悼、祈愿汉更加强大、树大汉天威、显大汉雄风的主题思想。所以说,石人很可能就是汉王朝或汉武帝的象征。
“人与熊”殊死搏斗的胆略、气魄、力量以及必胜的信念都是艺术地表现了远征将士既要与剽悍凶顽的敌人拼杀,还要与猛兽怪兽、风沙雪雨、饥渴伤痛种种困难做斗争。但是对于每一个出征的人来说,他们都非常清楚前方就存在着这一切,但他们依然一次又一次出征,一次比一次更远。正是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才使反击匈奴的胜利成为可能。也象征着后方百姓为支持战争开山启林、辛勤劳作、与各种灾害斗,还要与出没的野兽斗,正是全国百姓的努力和牺牲,战争才得以长期进行。野熊,力大、凶恶,以人与熊为题,充分说明了胜利来之不易,也表现了汉军高昂的士气和雄强的实力,表现了汉民饱满的精神和雄厚的人力。“人与熊”是在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和在后方拼命生产的百姓的纪念碑,他们是最大的牺牲者和贡献者,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所以“人与熊”在茂陵石雕中最为高大。“怪兽食羊”更明显地反映了祁连山战役的艰苦卓绝。因为古代交通不便、交往有限,人们的知识也就有限,所以古人往往将自己从未见过的、形状奇怪的野兽视为怪兽。霍去病两次进军当时中原人很少到过的祁连山,见到“怪兽”就不足为奇。“怪兽食羊”反映着汉军在人地生疏的恶劣环境中仍取得了那样辉煌的战果,更衬托出霍去病及将士们功绩的巨大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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